“军统叛徒”宣灏烈士最后的请求

作者:来源:红岩联线阅读次数:2922018-07-25

误入歧途的青年终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认清了人生的方向。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”就是这名“军统违纪分子”临死前最大的愿望!

宣灏(1917-1949)  江苏江阴人。1940年受广告欺骗,误入军统息烽训练班。因与进步朋友通信,被罚关禁闭,曾趁雨逃跑,打算投奔新四军,被抓回后关押于军统息烽监狱。后转押白公馆。在九年多的铁窗生活中,他与一批批的革命志士接近,深受熏陶,向往着能踏出牢门投入革命队伍,并决心把军统监狱黑幕写成书稿公诸于世。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。

1949年11月14日深夜,白公馆楼下第四室牢房里,听着难友们轻轻的鼾声,被关押在这里的“军统违纪分子”宣灏更加睡不着了。当天下午,一个看守悄悄告诉难友们:关在楼下二室的邓兴丰已同从渣滓洞提出的其他约30人被押往电台岚垭秘密“制裁”了。另一方面的消息表明,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四川,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统治将彻底崩溃。

作为曾是军统一员的宣灏深知:此时此刻,自己和其他难友随时都会像邓兴丰一样被“制裁”。对于死亡,自己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,但遗憾的是,自己的身世,自己追求光明的历程却还没有机会告诉革命的同志,特别是还没有机会告诉自己朝思暮想的中国共产党。

想到这里,宣灏毅然找出悄悄收藏的纸和笔。他决心抓住最后的时机,写下自己要对党说的话,万一有机会带出去,此生无憾矣!借着牢房门栏间隙透进的微弱光线,宣灏的深度近视眼几乎贴在纸上,他吃力地一笔一划写下了开头的一句话:

亲爱的朋友,思想上的同志──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。

从何说起呢?

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(还不清清楚楚地摆着么:他们是完结了啊),我想,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,你和老刘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;但从另方面,我们得到确息,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,已于十日“签呈”台湾,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结的了;因此,在临死之前,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,而没有说成的,请你了解我,而为我和其他的同志报仇!

写到这里,宣灏感到极有必要向党交代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。他是江苏江阴人,生于1915年。自幼家贫,母亲早丧,念完小学后,宣灏只读了半年初中就无力继续求学而中断学业,在家帮忙父亲挑担做生意。空闲时,他会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习绘画,读当时新兴的小说,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。这个时期,宣颢非常孤独。他回忆说:

我没有相好的朋友。因为,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,他们的父母却讨厌我到他们家去玩……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,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;同时,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:求点知识,学些本领,我将来要往那些有钱人堆里爬──现在想起来,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,多无耻啊!

18岁那一年的秋天,一位有钱的远亲,把宣灏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解剖绘图员。在那里,工作相对清闲,空余时间,宣灏则去随班听讲,学习科学文化知识。1935年年底,上海学生结队赴南京请愿抗日,宣灏也积极参加到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。在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,宣灏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枯燥无味,个人的前途也是多么的黯淡无光啊!他决心改变这样的生活。后来,他曾回到家乡当过小学教师、校长,但宣灏向往着更广阔的世界,可他却找不到方向,他说:“那只是‘一直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横冲瞎撞而已’!”

抗战爆发,国共合作抗日,中国社会的政治气象为之一新,宣灏“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人和新的事物”,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,开始跳出个人小圈子,意识到要做一点对人类有意义的事,他决心投笔从戎参加抗日。而急于想学习军事知识的他,当看到“中央军校特种训练班”召生时,就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。

但宣灏没想到,这却是一个军统特务组织借名训练职业特务的“息烽训练班”。宣灏痛悔莫及,他写道:

可惜的是:我走进了一个反动的军队,还认为他们是为民族谋利益的阵容……但因当时不明其性质和纪律(那时是缺乏政治常识和经验的啊!)我照常和外面的朋友通信,照常读我爱读的书籍,因此,不到四个月,我就被捕了!

在监禁之初,我的情形是并不很严重的,他们只要我表示悔过,并想利用我的亲笔信去诱捕与我通信的在贵阳的朋友──“读新书店”经理──就可以放我,可是朋友,我这时已经明白了他们所谓“团体”的政治性质,我是真正的人民之子呵,我怎么能入于这些狐群狗党之流?怎么能出卖我敬爱的朋友,以换取一己的荣华富贵?于是在那个暗黑的微雨茫茫的夜晚,我从禁闭室里冲出来,想跑到我所憧憬的新天地──驻有人民队伍新四军的皖南去,然而由于自己的幼稚无识,在十里之外,我又被捕了!

宣灏被捕后,先后被关押于贵州息烽和重庆白公馆监狱。在狱中,他接触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,在罗世文、许晓轩、谭沈明、刘国鋕、罗广斌等的影响、帮助下,宣灏懂得了怎样才能为人类作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,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为民族谋利益的。白公馆的同狱难友毛晓初,曾回忆宣灏说过的一段话:

革命啦,讲起来不是易事,干起来更不是易事。起初,我只管叫打东洋鬼子叫革命,关起来后,老谭、老许给我许多教育帮助,才懂得一齐革命,所以我就说革命讲起来也不是易事。干啦!就不要怕杀头,众多的人都跟共产党,一个心愿,脚步齐,这就更不易了。现在我明白,不管能不能出去,跟着共产党,跟着老谭、老许他们干就是了,出去了,不用说更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!

因此,宣灏继续写道:

虽然不是党员,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,也像你们一样,用行动来保证了的。在九年多监禁期中,我不断地读书和磨练自己的文笔;我郑重地发过誓:只要能踏出牢门,我仍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队伍中去!

宣灏为自己没有机会为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而深感遗憾,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,也没有丝毫的恐惧,心中充满了对反动政权的仇恨。他要向党倾诉,他要请求革命的同志在革命胜利后一定要为死难者报仇。他写道:

一次次难友的牺牲,更加强了我这心愿:我决定,只要我能活出来,我要运用我熟悉的工具──笔──把他们秘密着的万千的罪恶告诉给全世界,作这个时代的见证人!可是朋友啊,我的希望将要付之流水了!我是多么可怜自己,替自己惋惜,替自己哀悼啊!

朋友,我们的生命,是匪帮们,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,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!他们既然敢犯罪,他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!朋友,请你牢牢记住:不管天涯海角,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!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,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!“以血还血”,这是天经地义的事!

我相信革命党人对死难朋友的忠诚,一定会满足我上述的希望,使我含笑九泉的!

倾诉完心中最后的请求,宣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此时,天色已明,宣灏为自己做了一件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而心情痛快。最后,他深情而郑重地签上落款:

灏弟上言,十一月十五日

这封信写成后,宣灏寻机将它交给了罗广斌,因为难友们普遍认为,以罗广斌的家庭背景,是可能逃脱被“制裁”的厄运的。但罗广斌本人却不这样看,他已作好了牺牲的准备,他将宣灏的信叠好藏进地板下。12天后,1949年11月27日晚,宣灏在大屠杀中遇难。

大屠杀之夜,罗广斌侥幸脱险,才使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书信重见天日。解放后,罗广斌等人创作《红岩》小说时,还以宣灏为原型之一塑造了胡浩这个艺术形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