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公馆大屠杀中的灭门惨剧

作者:陈建新来源:红岩联线阅读次数:2732018-08-13

妙龄女子为追随爱人而甘愿狱中相伴;两个幼小的生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监狱外的天空竟是在刑场!一家四口的灭门惨案记录下了那永远也无法抹杀掉的罪恶……

王振华(1909-1949),黑龙江哈尔滨人。北京大学肄业。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,曾先后两次被捕入狱。1940年5月第二次被捕,狱中受共产党员影响,积极参加狱中斗争。1949年11月27日殉难时高呼“共产党万岁!毛主席万岁!”

黎洁霜(1920-1949)女,广西梧州人。1936年参加地下党组织的“西大读书会”。1940年来渝,入重庆女师学院,宣传抗日,思想进步。1941年因恋人王振华关系被捕,在狱中经与当局抗争,实现了结为伉俪的愿望,同囚一室,生两子王小华、王幼华。1949年11月27日,一家四口同时殉难于重庆白公馆大屠杀。

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屠杀。

1949年11月27日晚,秋风凛冽,雾障暗浓。

在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,几个特务押着一男一女往树林深处走去。男的约有40岁,很瘦弱,有点驼背,抱着一个约两岁的小孩;女的有30来岁,同样很孱弱,也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。他们在特务的驱赶下,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,消失在松林坡的夜幕中。

树林深处,传出低沉有力的呼喊: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……”,随后尖厉的枪声撕破了歌乐山的静谧……

这对死难的男女,是一对夫妻。男的叫王振华,女的叫黎洁霜,与他们同时遇难的是他们俩在狱中所生的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狱外天空的两个孩子:王小华和王幼华。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,他们一家四口惨遭灭门!

200772819341318.jpg

王振华、黎洁霜一家四口被惨杀后的遗体

王振华是黑龙江哈尔滨人,因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于日寇之手,他被迫流亡到关内,有家不能归,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十分仇视。1934年,王振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,积极参加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。后来,他串联了一批学生到南京请愿,坚决要求抗日,结果被北大开除了学籍。此后,他转到上海,继续宣传抗日救国,遭国民党政府逮捕,关押了两年多,“七·七”事变后出狱,在上海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。后来又转赴香港。

在香港期间,王振华与同在香港寻求抗日救国途径的黎洁霜相识,两人彼此倾慕,相见恨晚,结为知音。

黎洁霜从少女时代就同情封建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。她对旧社会的种种黑暗深怀不满,并逐步树立起抗日救国、争取妇女解放自立的思想。初中毕业后,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,她参加过广西第一届学生军,读高中期间,积极参加了团结抗日的示威游行,还参加了梧州爱国话剧社的抗日宣传演出活动。

后来,王振华和黎洁霜结伴从香港回到广西梧州。不久,王振华应邀赴重庆进入《新蜀报》当记者,黎洁霜为追随王振华,也于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。

在重庆,王振华除当记者外,还与其他人创办刊物,写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。他的文章,文笔流利,富有感召力,很受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欢迎。王振华在“抗日、救中国”的信念支持下,对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,全身心地投入,甚至甘冒任何危险。他的同事赵芳举后来回忆说:

一次,我们俩一共带了三十多份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和重大去散发,他说“咱们的刊物出得不易,送出去要本本收效才行。”

我们以会见学生为名,进入了中央大学学生宿舍区,学生都去上课了。在一长排厕所的半墙上放过几本之后,我们又转身进了宿舍弄道。他从宿舍的后窗翻进房间,把刊物放置在学生的枕头下面,连翻十余个房间。我说:“危险哪!”他却说:“怕什么!”

这时天气已经热了,他穿的是从复兴面粉厂一位朋友那里借来的一套旧的草绿色中山服,这天是第一次穿上。

回到城里,我们走到陕西街赣江街口,正要右转下坡,对面走来两个武装宪兵。一瞬间,我已想到最坏的结果。我和振华身上都剩有几本刊物。我走在他的左侧,他用手指抵着我的右腹部向后一顶,在人流中我跟他拉开了约五尺的距离,向左边一闪,宪兵上来了。

一个宪兵指着王振华的胸膛:“你是军人吗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为什么穿军服?”

“不是军服,是朋友送我穿的,这是中山服。”

“胡说!脱下来!”

“我里面没穿多的衣服,脱了咋好回去。我回去染了就是。”

“好吧,来!我先给你染一下!”

宪兵把王振华拥进了对面的茶馆,拿了帐房柜台的毛笔,把他满身画得象虎皮一般。走出茶馆,惹得路人一阵大笑:“缺德!缺德!”我们回到住处,才算松了一口气。当时只要脱下上衣,扎在腰上的刊物就全暴露了。

1940年5月,王振华因从事地下活动,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,并被定为重犯关进白公馆监狱。王振华被捕后,特务从其住处搜查出了黎洁霜寄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,将正在重庆江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的黎洁霜也逮捕了。黎洁霜被捕后,想尽快同王振华见面,就主动声称自己是王振华的同路人,并已和王振华结婚,特务就将她和王振华关在同一个监狱。

王振华和黎洁霜二人被捕后,先后关押在重庆白公馆、贵州息烽监狱,后又转回白公馆关押。1946年转回白公馆后,经难友们斗争和努力争取,狱方被迫同意王振华和黎洁霜同居一室,正式结为夫妻。1947年,他们生下了大儿子王小华,1949年生下小儿子王幼华。在生下小华后,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曾要黎洁霜写悔过书,取保出去,黎洁霜坚决拒绝了。她既不愿意离开亲爱的丈夫,更不愿意背弃自己的政治立场。后来,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,见小华活泼可爱,就连骗带吓地要王振华把小华抱给他作儿子,黎洁霜愤恨地拒绝了,她说:“宁肯把孩子掐死,也不给那个王八蛋作儿子!”

刚入狱时,夫妻俩对中国共产党既不了解,也不参与狱内中共党员组织的活动,他们在细心地观察和思索。那些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共产党员,跟敌人展开英勇斗争,直到牺牲,表现出了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、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。他们看在眼里,记在心头,思想不断地受到冲击,不断地发生变化。他们对共产党员逐渐产生敬佩感,并公开赞扬共产党员的情操。后来,他们加入到难友们的活动中,除了用那简陋的炊具为生病或受刑的难友服务外,还参加了狱中党组织领导的对敌斗争,最终在思想与行动上完全跨入了革命者的战斗行列。夫妻俩在狱中面对敌人威武不屈,爱憎分明,表现了他们清白高洁的气质。

曾与王振华、黎洁霜一家同狱关押、后来在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郭德贤女士,在1982年6月17日的回忆中讲述了王振华、黎洁霜一家四口惨遭灭门的详细情况:

 “一一·二七”大屠杀时,特务把他俩拉到楼梯口,我听见两个娃娃的大哭声,听见黎洁霜说:“把娃娃留下,多打我几枪。”特务说:“不行,斩草除根!”男的说:“不要说了。”结果全家被屠杀。

解放后,由于历史原因,王振华和黎洁霜未被评为烈士,烈士在九泉之下被埋没了几十年。直到1980年代初,“国民党军统集中营”被难人员复查工作小组做了大量调查工作,采访了很多当年王振华、黎洁霜的同狱难友。当年的同狱难友黄彤光曾回忆说:

黎洁霜,1943年我被关在贵州息烽义斋时,她与我同室……黎在狱中表现是好的,为人正直,不打小报告,不整人……

当年的同狱难友毛晓初也回忆说:

……记得大约是1949年10月初,不知王振华从哪里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“十·一”成立了……曾跑到我们窗口悄悄向罗广斌、陈然他们告诉了这个伟大喜讯,说明他是关心我们的,成立新中国他们是异常高兴的……

“国民党军统集中营”被难人员复查工作小组经过重新调查,得出结论认为:王振华、黎洁霜确实是站在革命阵营里参加了对敌斗争的。根据这个结果,党的组织部门于1983年5月对他们做出了“追认为革命烈士”的结论。